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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陶傑 vs 梁文道 (四)


陶傑跟梁文道的確是個循環。如果維基百科的資料正確,兩人的年齡剛好相隔十二年,都屬狗。根據坐鎮油麻地多年、四代老牌、家傳祕學、名震中外的玄學家鍾應堂師傅的分析,這兩個年份的分別是:

陶傑生於 1958 戊戍年,為進山之犬,為人和氣敦厚,有膽識,好冒險,喜自立。早年運勢顛倒,財帛虛耗,晚來得財得福,藝術事業成功。

梁文道生於 1970 庚戍年,為寺觀之犬,個性快活自在,做事機智敏捷。事事如意,一生利近發貴。惜犯指背(即是被「督背脊」),須防是非,丑年(牛年)見災。

參考雅虎香港的星座網頁,他們的性格是:

陶傑(1958 年8 月 17 日)獅子座,火象/陽性星座

獅子座由太陽神阿波羅管理,所以在他身上處處見陽光,熱情、自信、大方都是獅子座的特質。天生的領導能力令他喜歡指揮人和有強大的組織能力,不過過份的自信變成自大,加上固執性格,反應誇張,有時令人不知如何和他相處。喜歡成為焦點人物的獅子座,都有脆弱之時,因為他們太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往往因此而不快樂,不肯認輸的個性,也是令自己不快樂的泉源。

梁文道 (1970 年 12 月 26 日) 山羊座,土象/陰性星座

山羊座的人是十二星座中最有耐性,最小心的星座,個性腳踏實地,固執可以說是他們最大的特質,無論對事情的看法、態度,一旦堅持己見,不達到目的不會放手。山羊座的人,忍耐力和勤力度也是十二星座之最,他們亦是最孤獨的一個星座。一個典型的山羊座的人,最重視就是自己的面子,在外表你永遠不會知道他心中的想法。受到土星的影響,他們天生情緒壓抑,總是在內心中覺得自己背負了很多的責任,就是因為這樣,其他人很難了解他心中的想法。他對其他人的建議通常沒有甚麼反應,令到身邊的人很無趣,所以不要妄想要去明白他。其實他很沒有安全感,不會完全信別人,凡事三思而行,結果「船頭驚鬼,船尾驚賊」。

中西算命結果立此存照,準確與否請自行定奪。

29/02/2008

參考資料:

學術論文<陶傑散文研究>
http://www.jiulang.org/kkk/critique_0012.htm

維基百科:陶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B6%E5%82%91&variant=zh-hk

陶傑<賞畫如啖小鮮> (壹週刊31/01/2008)

維基百科:梁文道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81%E6%96%87%E9%81%93&variant=zh-hk

<中大四十年>特刊專文:
放縱也是一種博雅教育 —— 起碼在我身上(梁文道)
http://www.geocities.com/cu40super/articles/cu402270.txt

<中大四十年>特刊專文:
動物兇猛 —— 梁文道令人髮指的青春 (整理:鄧小樺)
http://www.geocities.com/cu40super/articles/cu401202.txt

<毛澤東自傳>
http://maobo.7x.com.cn/gushi/mzozizhuan/zizhuan-1.html

鍾應堂流年運程書

雅虎香港星相命理
http://hk.astrology.yahoo.com/zodiac/fortune/aqu.html

29/02/2008

2008年2月22日星期五

陶傑 vs 梁文道 (三)


表面上兩大才子各走極端,一個是功利犬儒的揾食份子,另一個是社會運動理論家。但是撇除表面的差異,他們其實有共通之處,就是兩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採取了跟上一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

陶傑

陶傑原名曹捷,出身左派報業世家,父親曹驥雲是前<大公報>副總編輯,曾經跟查良鏞(金庸)共事。母親常婷婷曾任職<大公報>編輯,外祖父常書林為<珠江日報>記者。陶傑母親的家族出了一位著名畫家常書鴻 (1904-1994),一生致力守護和研究敦煌文物。他的弟弟曹輝在中資公司工作。

網上發表的學術論文<陶傑散文研究>指出,陶傑在傳統左派的環境中生活了十七年(1958-1975),然後又在英國度過了十六年(1975-1991),時間上剛好相約。生命中的頭十七年,他在「左派學校」培橋中學和嶺南中學唸書,少年時代的陶傑熟讀<毛語錄>,試過串連、派過「反英抗暴」傳單、到過深圳看<東方紅>。 之後的十六年他在英國生活,頭八年唸書,修讀英國文學,參演莎劇,後八年在英國廣播公司任職,接受英國文化薰陶。兩段日子的生活氣氛差異極大,影響香港命運的兩種文化,先後在他身上發揮作用,而成年之後的陶傑明顯地選擇了英國。他的政治立場,跟父母百份之百相反。

傳統左派陣營看見一個「喝黨的奶水長大」的孩子公然跟父母和國家劃清界線,日日執筆推崇曾經「迫害」左派陣營的大英帝國,頗為不滿。<陶傑散文研究>指出,已故的民建聯主席馬力曾經指責陶傑「背叛了自己的出身」。

梁文道

關於梁文道的父母和祖父母,沒有公開的資料可查。梁文道曾於<信報>和<壹周刊>的訪問中自述身世:出生幾個月就被送交台灣的外祖父撫養,外公是洪門中人,從事飲食業。他在台灣生活了十多年,中學階段是台灣人口中的「小混混」(小流氓),把小刀綁在小腿上,用褲管遮住去上學,準備隨時「開片」(群毆)。之後回到香港升學,入讀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哲學系。

我們無法追查梁文道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政治立場,單單從他外公的社團背景來看,也許跟國民黨有點淵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台灣生活的年代,是蔣經國 (1910-1988) 主政的年代,也是國民黨開放黨禁和報禁,台灣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年代。至於他讀過的中文大學哲學系,拓荒者包括唐君毅、牟宗三和勞思光等人,學系的網頁是這樣寫的:

「在他們的辛勤耕耘下,本系得以秉承深厚的中國人文傳統,發展成國際公認的中國哲學重鎮,其中以新儒學研究的成績最爲顯著。」

對中文大學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錢穆和唐君毅等人痛惜中國文化花果飄零,在香港避秦之餘,希望在海外延續傳統文化的香火。在精神上他們跟台灣的蔣家父子是相通的:母忘在莒,莊敬自強,寄望有朝一日光復河山,重建儒家道統,修復被共產黨破壞的道德倫理。

今日的中大,新儒家的精神已經不存在,正如訪問梁文道的鄧小樺在<中大四十年>特刊中寫道:

「新亞人文館九九年裝修,新的水牌將「人文館」寫為「人民館」,比梁文道所為更具顛覆性。錢唐牟諸位新儒家學者,因反對大陸赤化而徙居香港,致有新亞書院之創立。想其之於泉下,對「人文」變為「人民」,亦難免不能釋然。」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不以個人主觀意志而轉移。今日的中大校長,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外孫,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政協委員。台灣已經變天,老化的國民黨正在掙扎求存,借本土化延續政治生命。避秦新儒家的理想,早已無跡可尋;中大校徽上的那隻鳳凰,亦無枝可棲。

跟陶傑比較,梁文道的情況複雜而有趣,他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較多來自國民黨,但是他沒有照單全收。梁文道的政治立場比較接近歐洲左派。他不認同信奉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觀點,亦不相信「漏斗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 ―― 即是富人在全球化過程中賺了錢,假以時日,財富效應會令窮人間接得益,因此,一切有利於富人的政策,長遠來說對所有人都有利。在全球化的爭議當中,他站在韓國農民的一邊,他的觀點因而受到<蘋果日報>和<壹週刊>一些信奉芝加哥學派 (Chicago School)、自命為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徒子徒孫的財經評論員(例如左丁山,即是外號「中大護法」的香樹輝)的批評。

中大四年,沒有把梁文道變成新儒家,但是某程度上他繼承了中大的進步傳統,在<中大四十年>特刊中,他回憶自己輕狂的大學生活,是這樣說的:

「...回想起來,那時我刻意缺課走堂,藐視集體活動,是很幼稚很膚淺。但為了証明那種虛矯的姿態也有它合理的成份,我的確學到了一點批判的能力,就從批判自己身處其中的大學制度和似乎理所當然的大學生身份開始。這就是我受到的博雅教育;也是我最感激中文大學的地方。它不像某些大學那樣像中學。但願我不算太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我的出身,我在大學裏的生活方式,應該讓我更清楚自己欠這個社會什麼。而這種反省的起點就是我離開大學校門的那一刻,畢竟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一個自省能力的人。不是嗎?」

中國式逆子

陶傑跟梁文道的共通點是他們都走出了國共內戰的陰影,在不同程度上拒絕了父母或者師長的意識形態灌輸,轉而向西方文化尋找安身立命的理念。陶傑選擇了英式理性實用主義,梁文道選擇了歐洲左派。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殊途同歸:擺脫上一代的冷戰思維,目光瞄準西方世界,我自求我道,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

中國男人要走出自己的路,先要跟父親決裂,這是五四運動以來的傳統。陶傑跟梁文道都採取跟上一代明顯不同的政治立場,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弒父行為。在傳統中國式父權社會中,乖男孩十載寒窗,背誦儒家經典,靠重複陳腔濫調考取功名,透過精神上的自我閹割換取名利權勢、妻財子祿。少數具有反叛精神的壞男孩,會選擇保存自我,在社會的邊緣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由於他們的存在顛覆了社會秩序,挑戰儒家道統,通常最後都是被當權者以叛逆罪名處死,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便是一例。

陶傑跟梁文道幸運地生於現代社會,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立場。跟另一位逆子比較,兩位才子其實非常溫和。中國歷史上,最厲害的逆子叫毛澤東 (1893-1976) ,他的父親先貧後富,到毛澤東十歲的時候,已經家有十五畝田。換言之,老毛其實是小地主的兒子。毛澤東小時候,父親迫他學算盤和記帳,母親則派米接濟窮人。他討厭父親,喜歡母親。從西方心理學的角度看,老毛長大之後鬥地主,是弒父戀母的行為,亦即是「伊底帕斯情意結」(Oedipus Complex)。毛澤東的父親在 1920 年去世,沒有機會看到逆子開山立寨(中國共產黨在 1921 年成立)。可憐 1949 年之後有成千上萬的地主,白白做了他的替死鬼。

毛主席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陶傑在左傾的梁文道身上,看到昨日的自己,或者自己父母的影子。梁文道在功利的陶傑的身上,看到自己未來發展的另一個可能,看到文人向商業社會妥協之後的結果。對他們來說,對方的存在,是一種提示或者警惕。陶傑跟梁文道不是瑜亮,而是鏡中的倒影,也是一齣時空交錯的<輪流傳>,當事人看得心驚肉跳。他們看對方不順眼,是必然的事。

Revised 02/05/2008

2008年2月15日星期五

陶傑 vs 梁文道 (二)


香港是商業社會,文人也是一種商品,需要經營。唸過商學院的人都學過「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 這個概念 。由產品推出市場開始直至完全停產為止,中間經歷四個階段:介紹期 (Introduction) 、成長期 (Growth) 、成熟期 (Maturity) 和衰落期 (Decline) 。上圖的橫軸是時間,直軸是銷量,需要詳細說明的話,請參考以下網頁:

http://www.quickmba.com/marketing/product/lifecycle/

陶傑

如果以時間、銷量和知名度來看,陶傑應該是處於成熟期。 1991 年從英國返港至今,陶傑已經出版近五十本散文集,算得上多產。翻開教科書,處於成熟期的產品面對消費者需求開始飽和、競爭加劇、銷量增長放慢和利潤下跌的局面,有需要擴大市場或者尋找新客戶,又或者減價促銷和改善售後服務。

陶傑一向走大眾化路線,近期更加是多元化發展,於網上選舉中入選「最成功跨界藝人」最後五強之列。多元化發展本來是對的,可以開拓新客源,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但是用於文化產業,這種策略有利亦有弊 ―― 陶傑正面對曝光過度 (over-exposure) 的危險。跟高流轉消費品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 FMCG) 不同,文人是「手作仔」行業,無法大量生產或者複製,必須親力親為,而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地盤太多,一日走幾場,不免精力分散,一旦產品質素下跌或者內容重複,就容易走下坡,步入衰落期。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香港人出名缺乏耐性而且口味轉變得快,面對重複的「中國式小農社會DNA」論述或者「中國無得救香港玩完」的結論,很快會厭倦。更可況,批判中國人民族性的文章,市場上早有不少替代品,例如柏楊、李敖、孫隆基和龍應台。老一輩,有魯迅、胡適和孫中山。

陶傑生於 1958 年,到 2008 年便年屆半百,到這個年紀要重新定位或者轉攻新市場絕非易事。文人從來心高氣傲,未必放得下身段,像陶傑這種性格巨星尤其艱難。另一個問題是陶傑的港式文字並不適合大陸和台灣讀者的口味,不利開拓新市場。國產憤青不會接受他對新中國的批判,學養所限也讀不懂他的英式冷嘲。用陶傑自己的話說:

「像紅樓夢裡那種對白,一語雙關,指桑罵槐,聲東擊西,表面在誇獎你,實際是挖苦,下一代的中國人越來越失卻了這種含蓄夾心的表達藝術。」

海峽的另一邊,以繼承中國文化香火自居的外省人只會視陶傑為另一個柏楊或者李敖,而習慣以閩南語和台式日語入文的本省人也跟陶傑格格不入。至於年輕一輩的台灣人,不管外省本省,都崇拜美國文化,對英國文化認識不深,陶傑沒有美國名牌大學的博士學位,對他們來說吸引力有限。

換言之,如果陶傑在香港市場走下坡,又或者因為某些原因失去地盤的話,他的出路不多。前車可鑑,黃毓民就是好例子。

易經的乾卦上九的占辭,叫「亢龍有悔」,意思是龍飛得太高,達到極點,不能再高又不能下降,進退兩難,悔咎不已。位高勢危,物極必反,東方的道家哲學跟西方的商學院理論不謀而合。

梁文道

論年紀和寫作年資,梁文道應該是處於成長期,或者界乎成長期和成熟期之間。他生於 1970 年, 1994 年大學畢業,大學期間開始參與社會運動和發表文章。他的著作數量遠低於陶傑,維基百科的相關條文中,只列出兩本著作的名稱,分別是<弱水三千:梁文道書話>和<味覺現象學> 。

翻開教科書,處於成長期的產品逐漸得到消費者的接受,銷量上升,產量增加令成本降低,生產商開始有利潤。成長期的策略是繼續改良產品質素和加強推廣,爭取提高市場佔有率。梁文道面對的挑戰,是應否為了開拓生存空間而淡化自己的反建制立場。

梁文道跟陶傑的分別在於一開始他走的是「小眾路線」 (Niche Player)(人棄我取燒冷灶)或者採取所謂的「藍海策略」 (Blue Ocean Strategy) (避開競爭激烈的主流市場)。好處是顧客比較忠心,跟生產者的關係比較密切,會視對方為欣賞對象、精神導師或者同路人。壞處是市場佔有率較低,在分銷商面前缺乏議價能力,分銷商不願入貨或者入貨量少,或者有需要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

梁文道在台灣生活了十多年,文章具有明顯的台式風格,篇幅長,喜歡引用外國學術詞彙,會深入探討學術理論跟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緬甸僧人上街期間,他會介紹東南亞地區南傳小乘佛教跟亞洲東北亞地區大乘佛教的差異,以及討論佛門跟當權者的關係。有鑒於保育舊建築所引發的爭議,他主編的<讀書好>雜誌會專題介紹有關城市規劃的外國著作。

梁文道有意識地扮演社會運動理論家的角色,致力提升香港人的思想層次。其實他能夠在香港立足,已經是異數,也說明香港社會正在轉變中,公民社會正在成長。過去香港人是典型的廣東人性格,讀書是出於功利動機,對理論層面的爭論不感興趣,覺得這些東西是「三斤豬頭得把嘴」,即是「死剩把口」。香港的官府,長期由一群不學無術的中年官僚所把持,向來討厭挾理論要求對話和辯論的新生學院派。即使面對面坐下來,亦難有真正的溝通,皇后碼頭一役,林鄭月娥跟絕食人士鷄同鴨講,便是一例。

正因為策略和定位的差異,梁文道面對的問題,跟陶傑很不同。走「小眾路線」或者採取「藍海策略」,其必然結果是在香港他的讀者群相對有限,即使隨著公民社會的成長,他的銷量和知名度有增長的空間,但是他的作品依然難以達到大型出版社或者主流傳媒對數量的要求。

跟陶傑比較,梁文道更有條件開拓大中華市場,他的文章比較適合大陸和台灣讀者的口味,他們對理論層面的爭論有興趣,也習慣看長文。大陸和台灣的印刷傳媒有發表長文的空間,電子傳媒也有較多的文化節目時段。

然而梁文道跟陶傑一樣,面對華人社會無法避免的政治因素:從台灣人的角度看,梁文道是所謂的「僑生」。從內地的角度看,他是香港人,而且是熟悉台獨理論的香港人(梁文道熟讀「台獨教父」林濁水的著作)。換言之,海峽兩岸都把他當作外人。從當權者的角度看,一個喜歡扮演社會運動理論家的外人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利用一下,拿來裝點門面,證明當權者的容人之量,但是統戰之餘必須小心提防。

在華人社會中,梁文道這類人面對雙重的風險:被官府敵視和被同志指責。如果他願意妥協,淡化反建制的色彩,會有比較大的生存空間,但是會開罪追隨者和革命同志,搞不好很容易變成陳獨秀。踏入 2008 年,梁文道還未到四十歲,還有反建制的本錢。再過幾年,他會否把自己重新定位,從小眾走向主流,又或者乾脆放棄香港,把事業重心轉移到大陸和台灣,值得留意。

15/02/2008

後記 (09/03/2008) :在網站<獨立媒體>讀到一篇梁文道發表於06/03/2008的文章,談到他開始把工作重心北移: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北京的報紙評選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藝術家居然佔去一半;在香港當作家要受人重視,或許就得賣燕窩廣告。再說我所熟悉的媒體。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坦白說,最近一年,我不只辭去港台<頭條新聞>的工作,在內地<南方周末>等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次數也快要超過香港了,不是為了那日漸逼近香港的稿費,也不是為了以百萬計的發行量,而是為了一種群體理性討論的氛圍。在那裏,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但你起碼不孤獨,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在那裏,觀念還是被尊重的,觀念還是有力量的。

(原載:明報06/03/2008)
<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全文見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309480

Revised 09/03/2008

後記/回應 (02/05/2008):

謝謝網友 chiu.ulysses@gmail.com 指出<陶傑 vs 梁文道 (三)>一個資料上的錯誤,已經修改有關的段落。29/04/2008 透過電郵收到這位網友的意見,張貼如下:

我在中學時期對陶傑很有興趣,讀遍他所寫的散文,還有他在不同媒體的節目。只要與陶傑有關,我也會捧場。很自然,對他的評論也看過不少。網絡上對他的片言隻語並不足道,分析得比較深入的,我看過有以下數位:潘國森<修理陶傑>、雷競璇〈罵人之種種〉、你引用的〈陶傑散文研究〉、東東心思社(http://www.kwuntung.net/)的數篇文章、安徒〈陶傑的醒目與憂鬱〉(獨立媒體網站),等等。

簡單來說,對陶傑的評論不外以下進路:(一)針對他的邏輯謬誤、引用失實,這是潘國森、東東心思社的進路;(二)罵他崇英、漢奸、文妓,這在網絡上隨處可見;(三)分析他的階級和犬儒觀,這是安徒的做法。在我看來,第三種進路最有價值,因為有助解答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何陶傑如此受歡迎?

我認為閣下所寫的文章有趣,一來是你的部份觀點我在其他文章裡看不到,二來是你把梁文道(另一位我也很有興趣的作者)也拉進來討論。尤其是第二篇,說產品生命週期,很多陶傑的評論者也忽略這一點。今日的陶傑,跟剛從英國回流香港的陶傑,觀點立場沒有什麼大分別,但表達方法和曝光率就差很遠了。同樣是說中國,明報時期的陶傑在罵的同時亦不時表達出惋惜之情,讀來頗有恨鐵不成鋼的意味(事實是否如此則另作別論);現在的陶傑是不會這樣,只會犬儒地嘲笑,喜歡的便會覺得過癮,不同意的也沒有辦法。因為陶傑是不會跟你講道理,他會完全跳過你的理據而否定你,用既定的習見將你打發走。他的觀點來來去去都差不多,基本上都走不出自己給自己定下的框框,所以閣下的分析便很對了。陶傑在台灣和內地都不可能受歡迎,所以他除了留在香港,繼續當搵食才子,便沒有出路。至於他會否成為另一個黃毓民,我看就不會,因為香港人始終是偽善,香港人需要陶傑令大家自我感覺良好。

以上是我的小小意見,寫得很粗疏,有空再談。

Revised 02/05/2008

2008年2月9日星期六

陶傑 vs 梁文道 (一)


初三赤口,從兩個不咬弦的男人說起。兩位才子經常隔空過招,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叫人想起葉孤城大戰西門吹雪。月圓之夜,紫禁之巔,白衣翻飛,劍氣縱橫,每一下殺著,都直插對方的死穴,印證一個非常古龍的道理,就是敵人往往比朋友更加了解你。

對於梁文道,陶傑是這樣說的:

- 讀書係好私人的事,唔應該用來做賣點。(電台節目「光明頂」)

- 有D「革命導師」鍾意乜乜乜...(「革命導師」是中國共產黨送給魯迅的封號,而陶傑對魯迅評價甚低,認為他的雜文有太多的歐化語法。)

- 策劃「童年灣仔」旅行團的文化人唔俾人拆樓,搞到札鐵工人無工開。(電台節目「光明頂」)

- 喜歡追求政治正確,同歐美左仔交換奶嘴的本地文化人。(報章專欄「黃金冒險號」)

不點名,但是呼之欲出。陶傑自稱「揾食份子」,擅長「人格分裂」,早已拋棄傳統文人「我手寫我心」、「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道德包袱,以老闆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陶傑出身左派世家,但是非常討厭批判資本主義的歐美左派思潮,而後者正是梁文道的賣點。

對於陶傑的批評,梁文道的回應方式比較間接。在他主編的<讀書好>雜誌中,他籍著推崇詹宏志的文章,不點名批評陶傑「賣弄文字」。而最致命的反擊,來自刊登於該雜誌 (2007 年 2 月號)的一篇訪問,借前輩董橋之口狠批陶傑。董橋是這樣說的:

「我很高興看到陶傑那麼聰明,寫得那麼多,讀書讀那麼多,在社會上表現那麼好,我真的很高興。可是我常常跟陶傑講,留一點東西給自己吧,留一點時間給自己吧,留一點小小的東西給自己吧,因為當你甚麼都有的時候,you miss something,你 miss 的東西,就是現在你花掉的東西。

留甚麼呢?就是你自己在文化上、知識上的 integrity 。我指的 integrity 不是操守,而是你對文化的一種 commitment,你對文化的一種信仰,這種東西不能沒有。因為他太聰明了,下筆可以呼風喚雨。可是最深的內涵,你留在心裏吧,你不要花掉;要是連最後的 integrity 都花掉的話,你以後會很不快樂。

一千萬個人裏面可能只有一個人做得了乩童,一上身就來,你要我黑變白,白變黑都行,而陶傑做到了。你說是不是很驚人?當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很高興也很可惜。」

董橋說得婉轉,但是訊息清楚不過:出賣靈魂沒有好結果,請珍惜羽翼。

董橋在大中華文化圈中德高望重,跟陶傑一樣深受英國文化的薰陶,而且同樣是查良鏞年代的明報出身,目前董橋更加是陶傑揾食地盤<蘋果日報>的社長。論輩份高過陶傑,論修為一樣學貫中西,論金錢總算半個老闆或者上司,論語氣則苦口婆心,足以令嘻皮笑臉的陶傑低頭受教。

這正是梁文道的高明之處:表面上是改革派的他其實深明中國人社會的遊戲規則,面對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前輩頻頻叫陣,如其浪費青春跟他打口水戰,不如抬另一個老人家出來,讓他們在老人院內慢慢廝殺,消磨所餘無幾的歲月。反正咱們是早上的太陽,又已經佔領了道德高地,將來是我們的,讓他們去打或者去睡好了。這一場世代戰爭 (Generation war),梁文道先勝一仗。

09/02/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