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vs 梁文道 (三)

表面上兩大才子各走極端，一個是功利犬儒的揾食份子，另一個是社會運動理論家。但是撇除表面的差異，他們其實有共通之處，就是兩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採取了跟上一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

陶傑

陶傑原名曹捷，出身左派報業世家，父親曹驥雲是前＜大公報＞副總編輯，曾經跟查良鏞（金庸）共事。母親常婷婷曾任職＜大公報＞編輯，外祖父常書林為＜珠江日報＞記者。陶傑母親的家族出了一位著名畫家常書鴻 (1904-1994)，一生致力守護和研究敦煌文物。他的弟弟曹輝在中資公司工作。

網上發表的學術論文＜陶傑散文研究＞指出，陶傑在傳統左派的環境中生活了十七年（1958-1975），然後又在英國度過了十六年（1975-1991），時間上剛好相約。生命中的頭十七年，他在「左派學校」培橋中學和嶺南中學唸書，少年時代的陶傑熟讀＜毛語錄＞，試過串連、派過「反英抗暴」傳單、到過深圳看＜東方紅＞。 之後的十六年他在英國生活，頭八年唸書，修讀英國文學，參演莎劇，後八年在英國廣播公司任職，接受英國文化薰陶。兩段日子的生活氣氛差異極大，影響香港命運的兩種文化，先後在他身上發揮作用，而成年之後的陶傑明顯地選擇了英國。他的政治立場，跟父母百份之百相反。

傳統左派陣營看見一個「喝黨的奶水長大」的孩子公然跟父母和國家劃清界線，日日執筆推崇曾經「迫害」左派陣營的大英帝國，頗為不滿。＜陶傑散文研究＞指出，已故的民建聯主席馬力曾經指責陶傑「背叛了自己的出身」。

梁文道

關於梁文道的父母和祖父母，沒有公開的資料可查。梁文道曾於＜信報＞和＜壹周刊＞的訪問中自述身世：出生幾個月就被送交台灣的外祖父撫養，外公是洪門中人，從事飲食業。他在台灣生活了十多年，中學階段是台灣人口中的「小混混」(小流氓)，把小刀綁在小腿上，用褲管遮住去上學，準備隨時「開片」（群毆）。之後回到香港升學，入讀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哲學系。

我們無法追查梁文道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政治立場，單單從他外公的社團背景來看，也許跟國民黨有點淵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台灣生活的年代，是蔣經國 (1910-1988) 主政的年代，也是國民黨開放黨禁和報禁，台灣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年代。至於他讀過的中文大學哲學系，拓荒者包括唐君毅、牟宗三和勞思光等人，學系的網頁是這樣寫的：

「在他們的辛勤耕耘下，本系得以秉承深厚的中國人文傳統，發展成國際公認的中國哲學重鎮，其中以新儒學研究的成績最爲顯著。」

對中文大學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錢穆和唐君毅等人痛惜中國文化花果飄零，在香港避秦之餘，希望在海外延續傳統文化的香火。在精神上他們跟台灣的蔣家父子是相通的：毋忘在莒，莊敬自強，寄望有朝一日光復河山，重建儒家道統，修復被共產黨破壞的道德倫理。

今日的中大，新儒家的精神已經不存在，正如訪問梁文道的鄧小樺在＜中大四十年＞特刊中寫道：

「新亞人文館九九年裝修，新的水牌將「人文館」寫為「人民館」，比梁文道所為更具顛覆性。錢唐牟諸位新儒家學者，因反對大陸赤化而徙居香港，致有新亞書院之創立。想其之於泉下，對「人文」變為「人民」，亦難免不能釋然。」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不以個人主觀意志而轉移。今日的中大校長，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外孫，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政協委員。台灣已經變天，老化的國民黨正在掙扎求存，借本土化延續政治生命。避秦新儒家的理想，早已無跡可尋；中大校徽上的那隻鳳凰，亦無枝可棲。

跟陶傑比較，梁文道的情況複雜而有趣，他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較多來自國民黨，但是他沒有照單全收。梁文道的政治立場比較接近歐洲左派。他不認同信奉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觀點，亦不相信「漏斗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　――　即是富人在全球化過程中賺了錢，假以時日，財富效應會令窮人間接得益，因此，一切有利於富人的政策，長遠來說對所有人都有利。在全球化的爭議當中，他站在韓國農民的一邊，他的觀點因而受到＜蘋果日報＞和＜壹週刊＞一些信奉芝加哥學派 (Chicago School)、自命為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徒子徒孫的財經評論員（例如左丁山，即是外號「中大護法」的香樹輝）的批評。

中大四年，沒有把梁文道變成新儒家，但是某程度上他繼承了中大的進步傳統，在＜中大四十年＞特刊中，他回憶自己輕狂的大學生活，是這樣說的：

「．．．回想起來，那時我刻意缺課走堂，藐視集體活動，是很幼稚很膚淺。但為了証明那種虛矯的姿態也有它合理的成份，我的確學到了一點批判的能力，就從批判自己身處其中的大學制度和似乎理所當然的大學生身份開始。這就是我受到的博雅教育；也是我最感激中文大學的地方。它不像某些大學那樣像中學。但願我不算太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我的出身，我在大學裏的生活方式，應該讓我更清楚自己欠這個社會什麼。而這種反省的起點就是我離開大學校門的那一刻，畢竟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一個自省能力的人。不是嗎？」

中國式逆子

陶傑跟梁文道的共通點是他們都走出了國共內戰的陰影，在不同程度上拒絕了父母或者師長的意識形態灌輸，轉而向西方文化尋找安身立命的理念。陶傑選擇了英式理性實用主義，梁文道選擇了歐洲左派。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殊途同歸：擺脫上一代的冷戰思維，目光瞄準西方世界，我自求我道，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

中國男人要走出自己的路，先要跟父親決裂，這是五四運動以來的傳統。陶傑跟梁文道都採取跟上一代明顯不同的政治立場，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弒父行為。在傳統中國式父權社會中，乖男孩十載寒窗，背誦儒家經典，靠重複陳腔濫調考取功名，透過精神上的自我閹割換取名利權勢、妻財子祿。少數具有反叛精神的壞男孩，會選擇保存自我，在社會的邊緣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由於他們的存在顛覆了社會秩序，挑戰儒家道統，通常最後都是被當權者以叛逆罪名處死，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便是一例。

陶傑跟梁文道幸運地生於現代社會，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立場。跟另一位逆子比較，兩位才子其實非常溫和。中國歷史上，最厲害的逆子叫毛澤東 (1893-1976) ，他的父親先貧後富，到毛澤東十歲的時候，已經家有十五畝田。換言之，老毛其實是小地主的兒子。毛澤東小時候，父親迫他學算盤和記帳，母親則派米接濟窮人。他討厭父親，喜歡母親。從西方心理學的角度看，老毛長大之後鬥地主，是弒父戀母的行為，亦即是「伊底帕斯情意結」(Oedipus Complex)。毛澤東的父親在 1920 年去世，沒有機會看到逆子開山立寨（中國共產黨在 1921 年成立）。可憐 1949 年之後有成千上萬的地主，白白做了他的替死鬼。

毛主席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陶傑在左傾的梁文道身上，看到昨日的自己，或者自己父母的影子。梁文道在功利的陶傑的身上，看到自己未來發展的另一個可能，看到文人向商業社會妥協之後的結果。對他們來說，對方的存在，是一種提示或者警惕。陶傑跟梁文道不是瑜亮，而是鏡中的倒影，也是一齣時空交錯的＜輪流傳＞，當事人看得心驚肉跳。他們看對方不順眼，是必然的事。

Revised 02/05/2008

For D: Noted with thanks. Revised.